2014年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了《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》，榜上有名的6681家智库中，美国以1830家居第一位，中国429家居第二位，英国287家居第三位。中国研究机构将自己定位为智库基本上是2010年以后的事，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智库大国，这固然令人兴奋，但其功能和水平是否达到世界一流还有待观察。

中国现在大部分智库实际上是原来的研究院所、企事业单位，一般隶属于某一级党政机关或国有大企业。近年来，国内涌现出一批民间智库，通过大量组织研讨会、发包课题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影响。

智库与一般学术研究机构、咨询公司的不同在于，它是对制定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。深入了解中国的决策流程和背景便会清楚，大部分国外榜上有名的智库，其实还没有成为决策者不可或缺的参谋助手。传统研究院所转化而来的智库，很难抛开隶属关系进行独立研究。在很多上级机关眼里，他们主要是诠释政策，还不是提供决策备选方案的智囊。新兴的民间智库大都缺少专职研究团队，很大程度上依赖已成名的外部专家和成熟的研究力量开展研究，研究方向、研究成果与传统研究院所同质化现象突出。能纳入决策者视野的民间智库还是凤毛麟角。相比之下，各级党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和机关内设的政策研究室，则有机会参与政策文件的研究起草，其决策影响力远远大于国外榜上有名的智库。

在智库从事研究的专家们无不听过兰德公司、布鲁金斯学会这类智库的传奇故事，中国智库远未达到他们的影响力。个中原因尽管十分复杂，但排在首位的无疑是研究成果的适用性还不够理想。由于工作关系，我有幸能广泛拜读各类智库的经济类研究报告，愿意在这里坦诚地提出一些改进意见。

作为智库，开展研究一定要熟悉政策制定的流程。国家每出台一项经济政策大都要分阶段、分层级推进。从最初动议，到提出框架，形成初步方案，再经过协调、反复、博弈、逐级上报，最终形成政策性文件，往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。每一个环节对智力支持的需求不同，对研究报告的要求也不同。现在大量的智库研究报告的服务对象似乎不够明晰，不论是提供给各级领导、党政机关，还是专业人士、普通公众，大都是一个面孔。智库研究要取得实效，研究者务必全面掌握政策制定的流程，对每一个步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。如果研究者掌握的信息少于相关领导和党政机关，政策建议就提不到点上，也就很难为决策者所采纳。

智库应当开展更为专业务实的研究。纵观每年各类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，虽不乏精品，但总体感觉越是有名的智库，越是研究宏观问题多，研究微观机制少；研究战略多，研究战术少；重复研究多，独特视角少。在经济领域，像宏观调控、结构调整、区域协调发展、国有企业改革、城镇化建设等等，这些宏大的命题经常出现在报告标题中。智库研究报告大而全、小而全、泛泛而谈的现象仍很普遍。研究者即便有一些真知灼见，也往往湮没在冗长的文字中，无法引起读者的注意，决策者很难据此作出重大决策。

智库研究最关键的还是要为制定政策提供可操作的方案。很多智库研究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、阐述研究的重大意义、对比国内外差距都很到位，可一旦涉及政策建议却往往令人失望。

比如，我们经常看到有的智库报告提出，某项技术前景远大，中国再不迎头赶上就会痛失机遇，最后建议国家给予财政和税收上的支持。如果是技术专家，讲到这里已经可以了，如果作为智库研究则远远不够。为了让决策者明确政策施力的方向，智库研究就要明确指出，财政支持是用什么钱支持？中央财政支持科技研究有多个渠道，发改委、科技部、行业主管部门的扶持对象不同、支持力度不同、管理办法不同，地方亦然。智库研究报告必须证明需要支持的技术适用于哪一块资金。再有就是税收支持，国家税法对每一项税收优惠政策都有专门规定。提出税收支持就要证明，在哪个环节优惠，符合税法的哪一条。因此，提出对一项技术的支持建议，研究者至少要对科技政策、财税政策有相当全面的了解，这样提出的方案才能有的放矢。

此外，很多智库研究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，有的不严格区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动辄提出设立监管机构、增加审批事项；有的不顾财力可能，提出不符合实际的财政支持建议；有的偏重论证所提建议的重要性，对可能遇到的困难、政策效果缺少预估。诸如此类的问题，都影响了智库研究报告的可操作性。

不久前，中央出台了支持智库建设的政策，中国庞大的智库群体面临着转型与发展双重任务。中国智库要真正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，还有赖于在一些重大公共政策制定上，提供独立、专业、可操作、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。（范必系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者）